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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湘军”的“收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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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2 09:41: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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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湘军”的“收获”之路
                      ——从《收获》杂志考察湖南小说的发展历史
                                              文| 贺秋菊

《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代表性的杂志。1957年创刊到2019年底出版的278期常规刊物和42期长篇专号,刊载了30位

湖南作家的67篇(部)小说。这些小说,既有湖南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有先锋派、现代派、寻根文学和新市民小说

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还有“70后”新势力作家的重要探索性小说。它们深刻反映了“小说湘军”近七十年的探索与发

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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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收获》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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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靳以(左)两位主编在《收获》创刊的日子里

一、崛起与兴盛

(一)作家返湘与“小说湘军”的崛起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周立波在东北创作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丁玲在陕甘宁边区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当时,很多优秀的湖南作家并不在湖南生活。即使到了五十年代末,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湖南作家沈

从文、周立波、丁玲、蒋牧良、康濯、柯蓝等,都不在湖南生活。这一时期,湖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并不活跃,没有代表

性的作品,也没有诞生出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湖南小说整体处于沉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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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周立波 1960年第1期《收获》

《收获》杂志在1957年创刊到1966年停办,共出刊32期,刊登湖南作家小说五篇(部),具体为康濯的长篇小说《水滴

石穿》(1957年第1期),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960年第1期)、短篇小说《霜降前后》(1964年第3期),

柯蓝的短篇小说《蔺铁头》(1958年第3期)和谭谈的短篇小说《采石场上》(1965年第4期)。发表的小说虽然数量不

多,但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特点颇具时代特点。一方面,这些小说多以湖南当地的生活为创作题材。如五篇(部)小说

,除了柯蓝的短篇小说《蔺铁头》以外,都是反映当时的湖南地区生产生活的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这一时期先

后回到了湖南生活和创作。

周立波五十年代中后期返湘,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山乡巨变》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南农村的合作化

运动为背景,完整地描画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再现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

社会面貌。《山乡巨变》的上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续篇则是在《收获》杂志发表。之后,周立波又在

《收获》发表了短篇小说《霜降前后》。周立波乡土系列小说的出版和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主题、

新风格,与同时期的乡土作家赵树理被誉为“南周北赵”。康濯也回到湖南,创作完成长篇小说《水滴石穿》,并在《

收获》杂志创刊号发表。《水滴石穿》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为大背景,通过展现小人物的生活变化和

命运发展,反思社会现实问题。

如果说此前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全国范围内的乡土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上取得了巨大

成功,那么,在《收获》发表的《水滴石穿》和《山乡巨变》则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小说的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五十年代末,中国作协在湖南设分会。蒋牧良担任第一届主席,从北京回到湖南,支持湖南文学事业。继周立波、康濯

返湘之后,柯蓝也从上海回到湖南,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发表短篇小说《蔺铁头》时,柯蓝的创作题材是上海的工厂生

产和工人生活。回到湖南后,他关切的重心开始转入湖南的广袤乡村。活跃在全国文坛的几位重要湖南作家返湘和创作

,正在打破了湖南本土小说创作的沉寂,有力地推动小说湘军的崛起。

在他们的带动和扶持下,湖南的一大批青年作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小说。短篇

小说《采石场上》的作者谭谈,当时年仅21岁,是在《收获》发表作品年纪最小的湖南作家。十七年后,他的中篇小说

《山道弯弯》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为新时代的文学新星,他们即将成为下一个文学时代推动小说湘

军繁荣兴盛的重要力量。

(二)繁荣兴盛与沉寂共生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小说迎来了新的春天,文学创作呈现空前的繁荣与兴盛。1979年,全国首次开评“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周立波的《湘江一夜》获奖。这一年,湖南省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康濯被推举为中国作协湖南省分会第

三届主席,本届主席团成员中,有不少是在五六十年代返湘湖南作家的带动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1980年开

评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获奖。1981年,首次开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叶蔚林

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同年,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

奖”开评,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获奖。截止到1985年,湖南共有12位作家的15篇(部)小说分别获

得“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湖南作家的作品连续获奖,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

,“小说湘军”迎来了空前的兴盛时期。

1979年,《收获》杂志复刊,这一时期刊登了大量较具探索性的小说。与同一时期在全国的小说获奖所表现出的空前兴

盛显得格格不入的是,1985年以前,《收获》杂志发表的湖南小说却是为数极少,只有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年

第1期)和古华的《姐姐寨》(1982年第6期)两篇中篇小说,1979年、1980年、1983年、1984年没有刊登湖南小说。虽

然《祸起萧墙》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小说湘军”在《收获》杂志的表现显然是有些落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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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水运宪   1981年第1 期《收获》(蒋  峻 插图)

值得关注的是,湖南小说在八十年代的“茅盾文学奖”(1982-2018年,已到第10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1981-1987年,共4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1989年,共9届)上取得卓著成绩之后,却在1985年以

后连续22年,无缘“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小说奖。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十年代初在《收获》杂志较为沉寂的湖南小说,到了1985年突然就活跃起来。1985年、1986年

、1987年、1988年,《收获》杂志每年刊登湖南小说1-4篇。这些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七十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国内大学的文学院学习。在继承上一代湖南小说乡土叙事的传统基础上,这些年轻的湖南小说家更

注重小说创作的技巧性和精神探索性。作家的断代现象和知识结构的显著变化表明,“小说湘军”正在发生重要的历史

性转型。

二、探索与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到1985年,“现代派”“先

锋派”在对现代主义的论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文化寻根”创作潮和“85新潮”悄然兴起,一大批年轻的湖南作家先后

参与了论争、探索与创作实验。

(一)探索中发展

《收获》杂志被看作是“先锋派”和“85新潮”的重要阵地,注重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探索、挑战和超越。在接下来的

几年,《收获》刊登了徐晓鹤的短篇小说《院长和他的疯子们》(1985年第3期)、中篇小说《疯子和他们的院长》

(1986年第6期)《达哥》(1987年第4期),晓宫的中篇小说《被切开的苹果与视角》(1986年第4期),水运宪的中篇

小说《裂变》(1986年第6期),蔡测海的短篇小说《未市地震》(1986年第1期),蒋子丹的中篇小说《圈》(1987年

第2期),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牛皮》(1987年第3期)《走向伟大的温泉》(1988年第2期)和姜贻斌的短篇小说《路大

》(1988年第2期)共计10篇,成为迄今为止刊发湖南小说密度最高的一个时期。

这些作品题材的获得,已经不是深入农村、工厂调查与生活体验的结果,而是直接取材于作者所处的生活,如长期在长

沙生活的徐晓鹤、晓宫、蒋子丹、何立伟的小说里无处不在的长沙市民庸常的生活,水运宪的《裂变》和1981年发表的

《祸起萧墙》都是工业题材的小说,蔡测海的《未市地震》则取材于当时的新闻事件。这些小说不再是简单地呈现生活

,而是探索性地运用先锋派、荒诞派、现代派的表现技巧,透视现实生活,直指存在的本质和精神的核心。这些作品,

没有长篇小说,也没有散文、诗歌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全部为中短篇小说,叙事冷峻却又不乏生活的庸常之美。

这些作者徐晓鹤、晓宫、水运宪、蔡测海、蒋子丹、何立伟、姜贻斌①等,当过知青,下过乡或下到工厂一线,又重返

城市进入大学,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并接受了专门的写作训练,在当时的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了大量小说,形成较

好的文学氛围和影响。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创作技巧上,他们都显得更加成熟、自信,其中,水运宪、蔡测海、何立

伟还分别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有要超越上一代湖南作家的来势。但是,1985年

召开的第四次湖南省作家代表大会上,《收获》发表作品的这些湖南青年作家无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获得全国小说奖

的湖南青年作家也无人当选。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全国小说奖评奖中,湖南的老一辈作家与青年作家获奖数量总体持平,

但发表的作品数量悬殊却在进一步拉大距离,尤其是1985年之后,《收获》《钟山》《上海文学》《十月》《当代》等

重要文学期刊上,可以经常读到青年湖南作家的小说,几乎读不到老一辈湖南作家的小说了。

(二)突围中转型

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但“市场经济”如何嵌入文学内部,似乎并未被恰当地提

出来。一些文学思潮逐渐退潮时,文学出现了短暂的迷惘与沉寂。

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文学边缘化已经被意识到,一些期刊开始调整用稿方向,以期取得突围的成功。1989年,《钟山》

杂志率先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刊登了何立伟、蔡测海等湖南作家的小说。当年,《收获》《当代》《上海文学

》杂志没有湖南作家发表小说。随后几年,几大刊物发表的湖南小说也较少。《收获》杂志只发表了陶少鸿的中篇小说

《黑松林》(1990年第2期)和韩少功的中篇小说《会心一笑》(1991年第5期)。

何顿系列市民题材小说的推出可以被认为是突围成功的重要标志。1993年,《收获》杂志发表何顿的中篇小说《生活无

罪》(1993年第1期)和《弟弟你好》(1993年第6期)。1994年,《钟山》推出了“新状态小说专辑”。1995年,《上

海文学》推出“新市民小说”专题。何顿是这一时期《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三家文学期刊的重要湖南作家。“

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轮番上演,文学向现实回归,向世俗靠拢,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将以文学再

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继《生活无罪》《弟弟你好》之后,《收获》杂志发表了何顿同类题材的中篇小说《三棵树》(1994年第5期)和长篇小

说《我们像葵花》(1995年第4期)、中篇小说《丢掉自己的女人》(1998年第2期)、《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2000年第2期)、《蒙娜丽莎的笑》(2002年第2期)、《别人的故事》(2003年第6期)、《希望》(2005年第4期)

和《玫瑰花园》(2006年第1期)等。何顿在《收获》杂志共发表13篇(部)小说,是迄今为止在《收获》发表作品最多

的湖南作家。

《我们像葵花》在《收获》发表的同时,何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在《花城》(1995年第2期)杂志发表。

这样隆重地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在湖南当代文学史上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我们像葵花》还是《收获》杂

志继《水滴石穿》《山乡巨变》之后推出的第三部湖南长篇小说。无论是作为《收获》杂志一个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是

作为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市民小说”代表性作家,何顿的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在小说里,何顿同情和关心城市底层人的生活。他的小说不厌其烦地写长沙城里的故事和人物,写城市下层的小市民。

这些小说就像它们的标题一样,悄然把现代都市生活、城市小市民和迷乱时代的青年带入作家的笔下,带入文学关注的

视野。小说更注重对现实的描摹和写照,小说的艺术探索和社会批判功能日渐削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湖南作家都像何顿一样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在这样一个让人迷惘的时代,活跃于文坛的湖南作家逐

渐分化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其中一部分作家则以各种方式离开故乡湖南。

三、新拓展与新势力

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对内在精神探索的步

步深入,一个更加广阔、丰盈、多维的现实社会呈现在文学面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题材现实主义创作和八

十年代“现代派”“先锋派”探索不同,步入新世纪的新势力湖南小说家对自己的文学方向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表现为

更加从容、自信,创作上更具世界性。

(一)湖南小说家世纪之交的新拓展

尝试题材的突破,关注人物精神的变化,进行新的文体和文本实验是上一代湖南小说家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探索,并有显

著成绩。

《收获》杂志发表的韩少功的中篇小说《会心一笑》(1991年第5期)被认为是 “幻想自叙体”小说,短篇小说《枪手

》(2013年第2期)尝试复杂的悬疑推理表现方式。残雪的中篇小说《狮子》(2001年第2期)反映了她以动物名字来命

名小说,通过构建动物世界的寓言来讽喻人与人的关系的创作特点。这也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点。薛忆沩的短

篇小说《广州暴乱》(2000年第2期)尝试历史与现实穿越的手法表现当下社会的乱象。艾华的短篇小说《结巴》(1998

年第3期)和薛忆沩的短篇小说《文盲》(2012年第3期)、《神童》(2013年第3期)又可以看作是同一类型的小说,通

过社会的 “边缘人”或者“异类”的视角去审视这个世界,并从中获得发现与揭露的快感。姜贻斌的短篇小说《洞穴》

(2008年第2期)重返知青时代的童年记忆,表现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精神苦难。邓宏顺的短篇小说《食堂》(2004年第

2期)通过一场基层食堂承包的闹剧,把一个伦理错位的荒谬的现实社会呈现在读者面前。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2014年第6期)叙写一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和异化过程。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长篇专号2015年春秋卷

)则希望在历史题材的追寻中找到创作的突破口。

何立伟在小说方面的探索值得关注。《收获》杂志1987年、1988年推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新潮小说,并开设“实验文体

”专栏,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牛皮》和《走向伟大的温泉》就属于这种范畴的小说文本,在这种专栏里推出。何立伟的

探索主要在文本的语言修辞表达上。他曾在面对文坛纷纷扰扰的文学论争时,撰文倡导文章“从情节中解放出来,从载

道的传统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依附于社会学的习惯思路中解放出来,以美的语言与情调响亮作品”②。时隔七年之后,

《收获》杂志又陆续发表了何立伟的短篇小说《谁是凶手》(1995年第2期)和中篇小说《龙岩坡》(1998年第1期)、《

光和影子》(1999年第1期)、《红尘之人》(1999年第5期)、《天堂之歌》(2001年第3期)、《北方落雪南方落雪》

(2001年第6期)。

与八十年代的何立伟小说鲜明的探索性略有不同,这些小说多以九十年代城市生活为题材,艺术性写实更重于形式的探

索。所以,他又被认为是“新市民小说”作家。但毫无疑问,何立伟是一个经验丰富并且十分极讲究美的语言和情调的

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谁是凶手》从一个简单的词“偶然”生发出故事。中篇小说《龙岩坡》从城市下乡青年的视角书

写农村生活,农村贫穷愚昧让人憎恶,但也生长健康和美丽而令人留恋。在人人都渴望涌向大都市的九十年代,这种书

写无疑具有跨时代意识。《光和影子》《北方落雪南方落雪》《红尘之人》《天堂之歌》结构设计精巧,书写时代剧变

下青年的焦虑和困境,又不乏城市生活的庸常之美。

世纪之交,上一代湖南小说家在小说文本、语言、思想精神上的探索与发展,一方面在新世纪持续深入地推进,另一方

面则深刻影响着新一代湖南青年作家的创作,并在潜移默化中地得到历史性的传承和发展。

(二)“70后”湖南小说家的创作延伸

生活和阅读的双重拓展,让“70后”的小说创作变得更加自由和广阔。与上一代作家不同,“70后”湖南作家阅读了新

文化运动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和大量西方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拉美的文学作品,又在上一代作家的文学论争中

得到成长,生活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故土湖南,各方面的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作为一股文学新势力, “70后”

湖南作家正在把“小说湘军”推向了更宽广的世界。

最先在《收获》杂志发表小说的“70后”湖南作家是盛可以。2002年发表短篇小说《TURN ON》(2002年第6期),同年

推出长篇小说《水乳》(长篇专号2002年秋冬卷)。《TURN ON》对应的是新世纪城市青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TURN

ON”既作为词语存在、动作存在、意识存在,还作为人的存在,大量的人物意识活动,给读者带来了游戏的快感和阅读

的挑战。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萨特、卡夫卡和乔伊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盛可以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视

野。随后,盛可以相继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无爱一身轻》(长篇专号2004年秋冬卷)、《道德颂》(2007年第1期

)、《息壤》(2018年第5期),短篇小说《白草地》(2010年第2期)、《人面狮身》(2012年第5期)、《小生命》(

2015年第1期)和中篇小说《福地》(2016年第3期)。这些小说,打破世俗偏见和日常伦理,不遗余力地挖掘潜藏在女

性小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困境,看似毫无逻辑,荒谬、荒诞至极,最终走向崩溃的边缘,实则是一种歇斯底里地发问。

九篇(部)小说,其中,长篇小说四部,截止到目前,盛可以是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最多的湖南作家。

《收获》杂志随后还相继推出了田耳、刘威成、谢宗玉、马笑泉、艾玛、申霞艳等多位“70后”湖南作家的小说和评论

。长篇小说有阿威的《涩罂粟》(200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马笑泉的《民间档案》(长篇专号2006年秋冬卷)、田耳

的《天体悬浮》(2013年第4、5期)、申霞艳的《狂人、K与Z》(评论,长篇专号2017年冬卷),共计4部。中短篇小说

有田耳的短篇小说《衣钵》(2005年第3期)、《牛人》(2007年第4期),谢宗玉的中篇小说《纪念日》(2006年第3期

),青蓖的短篇小说《让他停止打呼噜》(2014年第5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艾玛的短篇小说《白耳夜鹭》(2017年第

2期)、中篇小说《夹叉》(2018年第5期),共计6篇。这些“70后”作家,出生于湖南的乡村、乡镇或小县城,后来因

为学习成绩优异或者才能突出,分别去到不同的城市就读或就业。这些小说,或写实,或意识流,或魔幻,或科幻,或

推理,或探案,充满着刺激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作者们在各地生活的现状和职业的气质特点。

截止到目前,仅有郑小驴这一位“80后”湖南作家的中篇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2014年第4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在

《收获》发表。这确实是一个湖南文学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走向世界与回到故乡

黄永玉曾说:“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

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③新世纪以来,湖南作家正在以各种方式与世界接轨和超越世界。一方面是湖南作家旅居世界各地的越来越多,参与

国际性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作家也越来越多,韩少功、残雪、薛忆沩等湖南作家还通过文学翻译和文学评论等方式大量引

入西方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古华、韩少功、残雪、何立伟、何顿、薛忆沩、盛可以、马笑泉、郑小驴等湖南作家的小

说陆续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

在世界文学的海洋中淘洗和沉淀后,反观和探寻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湖南的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民族文化这个突

破口。由此想来,早年的“文化寻根”由湖南作家韩少功提出并倡导,应不是历史的偶然了。民族特色的传统叙事、地

域特色的文化发现和文化阐释被重拾。《收获》杂志刊登的湖南小说,也逐渐把关注的视角从世界拉回到故乡湖南,并

由此生发出更为厚重的民族性创作。

马笑泉的长篇小说《民间档案》采取方言叙事,通过“档案体”这种没有确定主人公,却又时代鲜明、真实可信的文本

,叙写具有浓郁巫楚和梅山文化特色的故事。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2009年开始在《收获》杂

志连载,小说的体裁兼具散文、诗歌、笔记体、戏剧和章回体小说的特点,雅洁叙述语言与生猛人物方言、古典文人雅

趣和地方风俗韵味相得益彰,令小说别有一番风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年第2期)以情感为主线生发出

讲述、远眺知青时代,叩问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质询现代文明的幸与不幸,引发对文明与野蛮的深度思考。这种思考,

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盛可以的长篇小说《息壤》把故事的发生追溯到故乡益阳的农村,从生长的源头探索中国

女性的生育问题。田耳的短篇小说《衣钵》,艾玛的短篇小说《白耳夜鹭》《夹叉》都无一例外地烙下了故乡的印记。

注释:
①本论文列举作家时的排序,均参照作者在《收获》杂志发表小说的先后顺序。
②何立伟:《美的语言和情调》,《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③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花城》1980年第5期。

来源:《文艺论坛》杂志2020年第2期,作者授权分享

作者简介
贺秋菊,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在《文艺论坛》《广西社会科学》《船山学刊》《贵州文史丛刊》等

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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